【注：这是一篇关于我国《社团法令》的由来，以及结社自由权利的变迁的文章。它取材自历史学家谢文庆的硕士论文的改写本：《带上面具的同志》。那是一本研究“马来亚民主同盟”兴衰史的专论。本文资料主要取自其第11章。】
《1966年社团法令》之起源（一）
独立前，我国采用的是另一项《社团法令》。当时，由于我国还未独立，这项法令不是国会通过的，所以它的英文名称是Societies Ordinance。
由于这数十年来，我国人民在《社团法令》下生活惯了，许多人还以为受这类法律约束是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事。
其实，只要翻阅我国20世纪的历史，就会发现在某一阶段，我国人民享有更大的结社自由。有个时期，如果要组织社团或政党，无需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那时人民真正享有结社自由的基本人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点，就得从二战后的情况谈起。
二战后没实施社团注册法律
1945年日军投降，二战结束后，英殖民政府顺利地重返马来亚。当时，为数上万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听信于曾具有法、英、日三重身份的间谍莱特的指示，放下武器，不抵抗英殖民军重返马来亚。
当时，马来亚不像印尼那样，为争取国家独立而群起反抗荷兰殖民军重返印尼。相反地，英殖民政府没遭受到马来亚人民的任何反抗，不费一枪一弹就轻而易举地重新掌握我国政权，随即在马来亚实施“英国军事统治”（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简称BMA）。
和平时期享有结社自由
战后三年相对和平的日子里，马来亚人民虽然生活艰苦，但享有短暂的较大的自由空间，基本人权不受太多法律的约束。可是，好景不常。英殖民政府经过三年的养精蓄锐，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开始限制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民主权利，阻遏我国人民争取独立。他们逐渐缩小人民的民主自由空间，削弱我国人民的基本人权。
其中一项被削弱的重要基本人权，就是结社自由的权利，也就是人民自由组织起来的权利。1946年到1948年间，百业待兴，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异常艰苦，所以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罢工行动，时有所闻。尤其在大园丘，大规模的工业罢工行动，经常都在发生。在这些罢工行动中，警民冲突是司空见惯的事。
战后和平时期，也就是英军重返马来亚时期，人民完全享有组织社团的自由，政府完全不限制人民结社自由的权利。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和私会党应运而生。参与罢工的园丘割胶工友及其他行业的工人，都参加这些组织。
二战前，英殖民政府原本有一项专门对付私会党的《社团法令》，但它不是对付一般社团和政党的法律。战后和平时期，英政府没使用过这项法律。
后来，鉴于胶工争取改善生活的罢工行动日益增加，英国大园丘种植公会的联合组织──“马来亚种植公会联合会”（United Planting Associations of Malaya，简称UPAM）要求政府重新通过战前的《社团法令》。他们提出的理由是，私会党活动猖狂，应控制结社自由的权利；各州分会纷纷要求，强制所有工会和社团申请注册。
据官方报道，私会党（如：洪门会等）和共产党组织（如：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等）时而发生磨擦。这是因为二战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很融洽。不过，共产党武装起义爆发后，他们之间的矛盾逐渐消失，马共还得到他们的支持。
官方两种看法
如何处理私会党和共产党逐步扩大影响这件事，英殖民政府内部有两种迥然不同的看法。
警方从英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认为应采用强硬手段对付私会党和共产党，如：逮捕、扣留、驱逐出境等。可是，一些英国官员如：柏诗（Purcell）等，由于向来都在处理华人社团的事务，对华社较为了解，所以不同意采取强硬手段。他们主张加强立法和加紧警方管制，以解决这个问题。初期，这种较为温和的手法占了上风。
可是，后来英殖民政府认为，由于全国屡屡发生不法事件，所以决定再次立法，控制社团和工会。
英国军事统治时期，政府并没立即实施战前使用的社团法律。那时，社团可以自由活动，完全不需要注册。人民享有结社自由。不过，如果有任何社团的活动，政府认为会危害安宁或国家福利的话，就可能宣布那个社团非法。
战前的《社团法令》重新实施后，人民结社自由的权利受到了限制。政府宣布所有私会党为非法组织，其他社团则可以自愿申请注册，但政府不强制申请注册。
二战后新加坡最先援引《社团法令》
新加坡最先开始援引战前的《社团法令》。从1947年4月15日开始，社团注册法律重新开始实施。所有政党都极力反对这项措施，其中包括民主同盟，马共和马来国民党等。
在宣布社团必须重新注册的时候，政府并没交代清楚，应如何处理有别于一般社团的政党组织。英政府当时允许所有政党存在，不必申请注册。官方所提出的理由是：为了促进民主选举制度的发展。但是，政府并没公开正式宣布这一点。（待续）
注：以上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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