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国独立作不朽贡献 民主同盟创建众说纷云

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5764.html

原作者／杨培根 Jan 22, 2008 02:28:57 pm

【作 者按：在我国历史舞台上，马来亚民主同盟（简称“民主同盟”）是新加坡的第一个政党；虽然它只存在了短暂的三年时间（1945-1948），但它在我国历 史上影响深远。民主同盟在我国独立前极力团结各民族，组成各民族大联盟（即人民力量中心──全国联合行动理事会）为争取我国的独立作了不朽的贡献。】

【培根说法／杨培根专栏】遗憾的是，我国历来的教科书和市面上的书籍，只是轻描谈写地提起过“马来亚民主同盟”这个政党，并未深入探讨它为争取我国的独立，在宪制斗争的范畴内进行活动的来龙去脉。

相信一般有社会意识的读者对这个政党的起落有浓厚兴趣，不过一般人对它仅有模糊不清的概念；本文希望有助于填补这方面的真空或遗漏，更希望读者群进一步了解民主同盟的兴起和衰落。

基 本上，本文取材自我国历史学家谢文庆所撰写的《戴上面具的同志》（The Masked Comrades）一书；这本书是谢文庆就读马来亚大学的硕士论文，谈的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成立、发展、和衰落，还详细谈了这个政党的主要人物的背景 和活动情况。本书对民主同盟的兴衰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但似乎因某些原因而有些局限。

为此，笔者也参照了民主同盟两名发起人──何亚廉和余 柱业──的口述历史。何亚廉的口述历史是一篇于1973年发表的短文，余柱业的口述历史由陈剑主编，书名为《浪尖逐梦》，在2006年面市。这两名当时积 极参与民主同盟活动的创党人的口述历史，有助于廓清民主同盟创建和活动的始末。

前言

二战后，我国出现了一个反英殖民主义、为争取国家独立而作出不朽贡献的政党──1940年代活跃于马来亚的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简称“民主同盟”），这是在新加坡成立的第一个政党。

1945 年，日军投降，二战结束，我国出现短暂的相对和平时期；在这期间，以马来亚马来国民党为主的马来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这时，一些留学英国，具 有社会意识的受英文教育的大学生，也不落人后，纷纷回国，为祖国马来亚的将来，献出了他们宝贵的青春。这批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受到外国民主思潮的薰陶， 不甘寂寞，回国后开始组织起来，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

民主同盟是一个由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政党，其成员有律师、医生、新闻从业员等，都是一些文化人。

历史学家谢文庆在其著作《戴上面具的同志》中认为，民主同盟是一些非共人士联合马来亚共产党的少数党员所组成的政党。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民主同盟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手中；不过，马共在某些政策问题上对民主同盟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探讨二战后和平时期的马来人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时，也有必要了解这群值得敬佩的受高深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历史事迹。

一、民主同盟的创建──众说纷纭

由于当时相关资料极为匮乏，似乎没有留下很好的记录，因此民主同盟成立的经过，一直众说纷纭。

究竟民主同盟如何成立？谁是发起人？针对这些问题，市面上出现了几个版本。

以下是几个作者的说法。

（一） 根据1950年维基尼亚（Virginia Thompson）和李察（Richard Adloff）两人的合着，他们在1948年专访长期居住在英国伦敦的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约翰•伊峇。据说，他和几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日军扣留期间， 就已构思成立马来亚民主同盟（见美国纽约出版的《东南亚左翼》1950：264）。不过，民主同盟的一名主要发起人之一，新加坡名律师何亚廉完全否定了这 种说法。

（二）马哈惹妮（Usaha Mahajani）在她的著作《印裔少数民族在缅甸与马来亚扮演的角色》中说，“已脱离马共组织的迪•古鲁斯告诉作者，他是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可 是，上面所提到的两名作家合着的作品，没提到民主同盟执委迪•古鲁斯是发起人。民主同盟的两名关键人物何亚廉和余注业（曾担任党秘书长职）的口述历史则说 明，迪•克鲁斯并不是发起人，只是一名早期受邀入党的人。

（三）新加坡历史学家杨金华（Dr Yeo Kim Wah，音译）曾访问民主同盟主席何亚廉及迪•古鲁斯两人，但他还是搞不清；他说：“关于民主同盟成立的问题，从所能收集到的证据看来，若要确认哪一个说 法真实，那是不可能的。”（见1969年3月份《东南亚历史定期刊物》第117页的《新加坡1945-1955年间三个最早的政党研究》一文）。

（四）根据柏诗（Victor Purcell）在其著作《马来亚华人》一书中的陈述，何亚廉、林建才、迪•古鲁斯三人的说法是正确的。（《马来亚华人》，伦敦出版1948：278）

（五）历史学家谢文庆认为，如果早期的写作人能走访多几位相关人物，相信这种混乱格局就不会产生。他写论文时作了实地调查，专访了相关人物。

他访问过前民主同盟的负责人，如：目前居住在槟城、仍健在的林建才、迪•克鲁斯（已故）等。他们对学者所作的个别讲述，都能互相吻合；所以，谢文庆认为，他才确实反映了民主同盟成立的经过。他认为，民主同盟真正的发起人应是：伍天旺、林丰美、林建才、何亚廉等。

根据谢文庆的著作，迪•古鲁斯在访谈中说，林丰美是民主同盟的主要发起人，是民主同盟的主要推动者。迪•古鲁斯说，他（林丰美）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坚决支持者；在他脑海中早已有个计划，成立一个政党。

林丰美和伍天旺两人要成立的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他们决定成立政党后，就去见林建才商讨成立政党的事。林建才是林丰美在剑桥大学的老同学，他们说服林建才加入党后，林建才建议及邀请他舅父何亚廉入党。

当 时，何亚廉是新加坡的一位著名律师，他原本就有意要组织一个政党。根据林建才的说法，何亚廉在这之前已和其他律师，如：高贺（S.C. Goho）、纳西尔•马拉（Nazir Mallal）、CK郭（CK Koek）等商量，要成立“新加坡民主党”（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

不久，纳西尔•马拉和CK郭也加入了民主同盟，不过他们只在党内呆了一段很短暂的时间。

何亚廉说：“林建才在民主同盟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一开始，就是他把林丰美和伍天旺介绍给我，他是党的的发起人之一。”

伍 天旺、林丰美、何亚廉、林建才四人，对组织新政党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他们对党的形成、目标、名称等都考虑过了。何亚廉说：“林丰美谈起组织政党的目 的，是为了建立新秩序。既使他没有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我也会去成立类似的组织……林丰美把我介绍给伍天旺。他说，伍天旺是他的好友，来自马来亚人民抗日 军。在这之前，伍天旺曾经在怡保当过教师。”

这是第一篇，谈的是“马来亚民主同盟”创建的历史过程。

杨培根是资深律师，执业37年，着有《法律常识》系列丛书18册。

注：以上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

民主同盟内部出现裂痕

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6784.html

原作者／杨培根 May 20, 2008 06:35:55 pm

【培根说法／杨培根专栏】马来亚民主同盟成立后不久，就出现裂痕，那是因为有些右翼分子对马共在民主同盟内活动有所顾虑。

有些民主同盟的右派成员，对党组织与马共为伍表示不满，对成立统一战线表示质疑。副主席阿都沙马（Abdul Samat）和另一名执委E.R.郭（欧亚混种人）最先退党。他们退党的理由是：民主同盟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掩饰品。

其实，一开始，作为统一战线，民主同盟的根基就不稳固，它的存在主要靠受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对共产主义有所顾忌，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民主同盟新加坡 支部主席何亚廉。他说，他反对马共代表伍天旺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针对这点，历史学家谢文庆认为，何亚廉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谢文庆发觉到，当时伍天旺其实是一名中委，既然伍天旺是民主同盟的中委之一，他自然能出席党中央的会议。

执委相继辞职

看来，在时间顺序问题上，产生了一种误解。根据何亚廉的口述历史记录（见第6页），当时民主同盟还没成立，还在要不要成立党的商量和讨论阶段。伍天旺有两三次亲自去会见何亚廉，和他长谈。（注：这还不是讨论成立民主同盟的正式会议，正式会议是以后才发生的事。）

双方意见相左，何亚廉不同意伍天旺的看法。何亚廉回忆说，伍天旺提出应立即推翻英殖民政府，建立一个共产政权取而代之；但是，何亚廉不同意，他要的是自治政府。

继沙末辞去执委职位后，郭鹤龄和伍天旺也跟着呈辞。民主同盟曾于3月30日准备召开特别会议，以填补这三人辞职后所留下的空缺，但因法定人数不足，会议展期至4月6日。（见1946年4月4日 新加坡内安局《每周报告摘要》）。

虽然何亚廉和马共意见不一致，但是他还是同意成立统一战线，因为民主同盟需要为数众多的马共党员支持。他说：“我们较为关注的主要课题是，争取民族自决。我们愿意和马共合作，因为马共有纪律，持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并且他们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英政府的反共宣传

由于受到英国当局反共宣传的影响，民主同盟一些成员开始对马共参与活动感到不安。英国政府把民主同盟视为眼中钉，1946年，英殖民府发表一篇报告，直指民主同盟和马共两个政党的目标一致。报告书中说：

“12月间，一个自称为‘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新政治团体产生了。表面上，它的目标是要通过宪制手段，为马来亚争取自治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显然受到马共的控制。它的真正目的是，争得所有社团的控制权。它将成为政府的肉中刺。”

当时，普遍上，一些政府官员都把民主同盟当作是共产党的组织。华民事务顾问伯诗（Victor Purcell）相信，马共有参与民主同盟的事务，但他认为，只需展开反共宣传及采用一些软性的手法，就足以应付。

民主同盟中委林建才在回忆中说，为了反击政府的不利宣传，也为了显示民主同盟是个独立的组织，马共党员顺从民主同盟党员的意愿，决定退出民主同盟。

最先要求马共退出民主同盟的，是新加坡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由于作为母体的新加坡民主同盟已作力决定，马来半岛内地的其他支部也跟着这么做。对马共党员被清除出民主同盟，华民事务顾问伯诗感到高兴。

英代理人渗透民主同盟

马共认为，民主同盟内部的分裂，主要是英政府对这新生力量有所顾忌，因而派代理人进行渗透，混入党内搞分裂活动。马共指出：

“当民主同盟迅速发展的时候，英殖民政府开始感到不安。他们设法阻止这新生力量的发展。他们派代理人渗透民主同盟，干扰民主同盟的发展。他们制造错误印象，使人们以为民主同盟是马共的组织。一些所谓知识分子，不了解‘这些官老爷’的阴谋，上了他们的当。在这种情况下，马共不得不指示他们的党员退出民主同盟。从此以后，民主同盟就分崩离析。”

虽然新加坡民主同盟并没瓦解，但是，马来亚内地大部分的支部都瓦解了，只剩下霹雳州支部。林丰美和其他负责人得花一番唇舌向马共解释，为何决定要求马共退出民主同盟。马共体谅林丰美等人的苦衷，所以统一战线的瓦解并没导致两党决裂，双方也没发生任何公开冲突。

瓦解的信号始自槟城

统一战线开始瓦解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槟城民主同盟的筹备委员会的会议上。1946年4月24日《槟城宪报》报道一则闻新说，马共在会议上宣布退出民主同盟。会议由 《海峡回声报》编辑M沙拉瓦南姆都主持。

会议一开始，马共代表和马共所控制的总工会（GLU）表明，他们决定退出筹委会，目的是为了消除误解，因为有人说，民主同盟跟马共组织有什么关连；会议接受了这个解释。

霹雳州民主同盟

霹雳州民主同盟马共代表，也跟着退出筹委会。4月8日的左翼 《新民主报》报道了何亚廉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民主同盟不是共产党组织。当时，他在民主同盟吉隆坡新办事处开幕典礼上发言，这办事处是由吉隆坡梅能（K L Menon）剪采开幕。

在宣布吉隆坡新办事处开幕时，梅能发表演说，表示局外人误以为民主同盟倾向共产主义；其实，民主同盟是一个为了维护基本人权而奋斗的政党。11月1日，霹雳州民主同盟主席重申：“在我们的执委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 　

1946年统一战线正式瓦解

到了1946年6月，成立了一年多的民主同盟正式瓦解，因为所有马共代表都退出民主同盟。由于失去了马共所领导的群众支持，民主同盟必须自力更生，这可以从林丰美代表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写给《海峡时报》的一封6月20日的信看得出来。

当时，英殖民政府的公共关系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马来亚的展望》。这本小册子指责民主同盟的主要支持者是马共党员和马来国民党党员；针对这点，林丰美公开反驳。

民主同盟和马共的短暂离异

学者谢文庆猜想，民主同盟和马共之间的短暂离异，或许是民主同盟中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策略，以转移英殖民者的注意力。英国人一直都把他们标签为“共产党人”。其实，正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的存在，外人才把民主同盟看作是“左翼” 组织。从另一角度看来，民主同盟负责人是决定和马共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余柱业口述历史中，专访人员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没有考虑把民主同盟变成一个群众性政党。

余 柱业说，当初他参加民主同盟的时候（那时他还不是马共党员），曾经和林丰美谈起这件事。林丰美告诉他，民主同盟的党员不多，但要增加党员很容易，只要开口 邀请，新加坡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就会参加；不必邀请马共党员参加，只要邀请马共外围组织成员参加，民主同盟要几千几万党员，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么做不行，因为这会把我们的色彩，弄得完全跟马共一样。

民主同盟和马共只分手了一个短暂时期，最多六个月（从1946年6月到12月）。过后，由于马来亚政治局势急速发展，又促使两党走在一起，为马来亚的前途而共同努力。



注：以上言论，不代表本人言论。

民主同盟与马共的关系

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6505.html

作者／杨培根 Apr 14, 2008 10:58:40 pm

【培根说法／杨培根专栏】长期以来，一般人对马来亚民主同盟是怎么样的组织，只有模糊的概念，甚至感到讳莫如深；这是因为官方的记载或报道给人一种假象：民主同盟好像是马来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直接由马共领导，其实不然。

民主同盟是于1946年在新加坡政坛上出现的第一个遵循宪制斗争道路的政党，它只活动了三年，就自动解散了。

目前，关于民主同盟活动的资料不多，而且不容易找到，因为根据一些学者的考究，民主同盟在1948年决定自动解散时，党内文件等资料几乎都已烧毁了。

官方或政治部保存的资料，情况如何则不得而知。有兴趣研究民主同盟的历史的人，都希望还原其真实面猊。希望那些掌握更丰富资料的人，能在这方面作出贡献。

民主同盟和马共的关系，可以这么说：民主同盟成立之初，常被人视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其实，民主同盟是个独立的组织，包容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

民主同盟成员中有马共党员，也有些右翼分子。民主同盟成立伊始，右翼分子就不愿意和马共党员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搞好团结，使统一战线能维持下去，马共党员就决定退出民主同盟，不过，他们对民主同盟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

马共和民盟没有直接关系

历史学家谢文庆（右图）说：马共与民主同盟及各民族大联盟（AMCJA-PUTERA）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两党各自追随不同的政策，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尽相同。

谢文庆认为：民主同盟和马共的看法有相左的时候，但民主同盟会设法纠正自己，使双方达致共识；例如：当政府准备重新实施《社团法令》时，两党就有不同的看法。

在战前就已存在的《社团法令》规定，所有政党必须注册，当时所有政党都反对。在民众与论压力下，英政府被迫让步，不得不宣布现有政党不受这项法令的约束，往后组织的政党才必须申请注册。

民主同盟接受如此安排，但马共继续坚持反对这项法案。当时进步的马来政党── 马来国民党（PKMM）及其他团体都支持马共的立场，民主同盟随后也改变立场，反对这项法案。

不过，民主同盟前主席何亚廉的口述历史却否定此说，他说，民主同盟自始至终都反对《社团法令》；他还认为：各党派合作共同反对这项法令，这集体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英政府被迫宣布，所有政党不必在这法令下注册。何亚廉确认，这是人民的胜利。

谢文庆又举出另一个例子说，1948年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民主同盟有意参加，但马共持有不同的立场，主张抵制选举。马来国民党支持马共抵制选举，民主同盟为此也改变立场，决定不参选。

何亚廉在为杯葛选举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严厉谴责那些退出民主同盟，转而去参选的党员。

何亚廉和余柱业两人指出，民主同盟作为各民族大联盟（AMCJA-PUTERA）的秘书，后来同意抵制选举，那是为了维护民族团结。事隔多年，检讨起这件事时，余柱业认为，如果当时参加选举，利用选举的机会大事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并暴露英殖民政府的独裁统治，那才是上上之策。

民主同盟和马共之间，对一些政策确实有不同见解。民主同盟领导层表明，他们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意见，从属于统一战线的更大利益。

谢文庆则认为，这些意见分歧或许是民主同盟的亲共成员有意挑起的，以证明他们不受马共影响。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表明，民主同盟党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对问题有独立见解，不随意盲从马共的指示。

不是马共外围组织

谢文庆指出，马共对民主同盟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来自马来国民党，或者来自民主同盟党内的亲共负责人。这点似乎得到了 1948年5月，英国情报局的一份报告书的佐证；这份报告书指出，在民主同盟内部，林丰美等马共成员，与走中间路线的林建才两者之间，并不很和谐。

民主同盟主要负责人之一余柱业（左图），坚决否认民主同盟是马共的外围组织。他不同意谢文庆的说法，但他承认：民主同盟内部有一些“戴着假面具的同志”。这点，还说得过去，因为党内确实存在自认共产党员的成员，他们是郭鹤龄、迪克鲁斯、乌斯曼支那和丹姆四人。

但是，“说民主同盟是马共的外围组织，就不通。马共和民主同盟的关系，是同盟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不像马共和总工会，或马共合新青团的关系那样。（注：总工会（GLU）的领袖全部都是马共党员。）

“民主同盟和马共的关系，是平行的关系；马共不能发下命令给民主同盟，叫它去做这个或那个……” （余2006:135）

诚然，民主同盟和马共关系密切，很多事情都配合着做，特别是在展开全马行动理事会（AMCJA）等斗争中，双方都能站在同一阵线上，因此令一些人怀疑，误以为民主同盟是马共的外围组织。

民主同盟是独立政党

民主同盟是个独立自主的政党，不从属于另一个政党，也不是其他党的下级机关，完全是个独立的组织。尽管有些民主同盟的成员后来承认是马共党员，当时他们并没 公开其身份，而是隐蔽了身份。几十年后，他们才说，他们当时是根据马共的指示，到民主同盟党内活动。民主同盟的决策，不是由他们决定的。

民主同盟的重要决策人是：何亚廉、约翰伊峇、林建才、林丰美（林丰美后来由余柱业所取代）。当时，他们都不是马共党员；他们做任何决定时，并没和马共商量；在一些重要课题上，甚至是采取和马共不同的立场。其中一些人如：林丰美、余柱业才加入马共。

在一些问题上，例如：马共要争取国家独立，不承认英联邦，认为英联邦是帝国主义。可是，民主同盟主要负责人则认为，马来亚应留在英联邦，成为自治政府。

另外，在所得税问题上，民主同盟也采取迥然不同的立场；马共坚决反对，但民主同盟则不完全反对，他们认为：对那些高收入者应该征收所得税。在这些问题上，各自的态度显然不同，这也证明马共并未能控制民主同盟的一切。

另外一件事也间接证明民主同盟是个独立的组织。在1948年新加坡选举中，英国人准备让出几个席位，让人民投票选举。民主同盟认为，这是提供人民一个讲话的机会，所以有意参加选举；但是马共反对，认为这是改良欺骗。马来国民党也因某种原因反对。民主同盟作为全马联合行理事会（AMCJA）的成员，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于是放弃参加选举，共同抵制选举。（余，2006:140-141）

在谈及马共与民主同盟的关系时，余柱业在其结语中的明确答案是，民主同盟不是马共的外围组织。尽管民主同盟有个别人士是马共派来参与活动的秘密党员，但是民主同盟的主要成员和领导人都不是马共党员，因此根本不是马共的外围组织。

何亚廉回忆往事

何亚廉回忆往事时曾说过，在民主同盟成员中，有不少人有共产党员色彩。余柱业（民主同盟秘书长）当时也被形容为亲共分子，因此曾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为什么民主同盟领导人不是共产党员。他也指出，为什么民主同盟不是共产党组织。他说:

“民主同盟不是共产党组织，因为它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它并不以马克思列主义作为指导原则，它不受共产党理论和纪律所约束。民主同盟的政策是由其理事所决定和实施，理事会成员是由所有党员选出来，必须向所有党员负责。

“与此同时，我们也拒绝受反动分子讹诈，而被迫采取反共立场。那些真正有兴趣争取民主和赶走帝国主义的政党和阶级，我们准备和他们合作。我们愿意和工人阶级合作，也愿意和那些参与争取民主的资本家合作。我们把那些反对人民要求民主进展的人，当作敌人。”

“英政府和敌对报章把民主同盟形容为‘赤色分子’或‘共产党’。可是，大家记忆犹新，当美国罗斯福总统实施‘新经济政策’，把美国从极端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也被形容为 ‘共产党’。目前，向战争贩子展开斗争的前美国副总统华乐斯（Mr Wallace）正被抨击为‘共产党’。英国的萧伯纳 （Bernard Shaw）也因批评工人党的软弱和反动政策，而被严厉指责，说他为共产党宣传。”

“民主同盟党员被抨击或诬告为共产党时，他们被置于尊称为‘卓越的民主人士’群中，因而应感到自豪。反共是德意日法西斯所呐喊的口号。从日治时期的亲身经历，我们了解到，反共的叫嚣是为了掩盖事实。他们所要掩盖的是：他们对热爱和平的良民所犯下的淊天罪行。而今，反共神话又被利用来破坏民族民主运动。我们绝不能放松斗争，以免中了‘反共神话’的诡计。” （谢文庆，第91-92页）

就 如余柱业所说的，民主人士可能被误以为是共产党。其实，马来亚的民主人士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必须选择：要就融入自己所厌恶的殖民地制度中，明知这不 能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要就投入一场如马共所展开的运动，致力于破坏这个殖民地制度。因此，许多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跟随共产党员，加入共产党；或者，加入 同情共产党的队伍。（谢：92页）

李光耀另一套说法

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他说，民主同盟党内的许多亲共知识分子，都被马共吸收为党员，但是他本身和他在人民行动党的同僚则例外。

李光耀（左图）说：“我和人民行动党内的同僚，虽然曾和马来亚共产党一起，在统一战线中工作过。但是，我们是不曾被吸收的少数组织。约翰伊峇、林建才、迪凡纳、约瑟陈，PV沙马，以及民主同盟的一整批积极分子，比我们更早开始活动。他们基本上和我们一样，是具有激进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们是非共的。

“他们发表过的声明和文件，我都曾经看过，那是人民行动党成立政府后的事。这些声明和文件读起来饶有趣味，他们参与同一个统一战线，和马共一起工作。他们深 信，他们参加马共以击败共同敌人（英殖民主义者）是正确的。他们也预料到，有朝一日，英国人会逐步从我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到时，他们得面对来自共产党的挑 战。可是，和我们不同的是，在反殖斗争过程中，他们被共产党吸收了。”（李光耀:《合并的斗争》1961:2）

形势所迫 转入地下

谢文庆不认为民主同盟成员像李光耀所说的那样，被马共吸收了。许多民主同盟中的左翼分子是出于自愿，自觉地为促进马共的利益而工作。后来，当马共发动武装起义时，一些人就进入森林，参加马共的武装斗争。这是他们实践他们对马共所作的承诺。

当共产党起义时，政府开始展开镇压行动，将他们逮捕、审讯、递解出境等，逼得民主同盟的一些左翼分子加入共产党的行列。由于他们的宪制斗争道路已被封闭，迫于形势才转入地下。（谢文庆，第93页）

小结

显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民主同盟和马共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民主同盟不是马共的外围组织，而是平行的同盟关系。双方对一些问题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和 看法，但为了求大同存小异，为了民族团结，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自主，民主同盟以大局为重，愿意从属于多数人或团体的意见，不坚持自己的看法，这并不损害其独 立性。

至于加入民主同盟的马共秘密党员，虽然起着一定的影响力，但并不能完全左右民主同盟领导层的决策。


注：以上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

马来亚民主同盟成立及其组织

注：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6403.html

原作者／杨培根 Apr 01, 2008 11:00:40 am

【培根说法／杨培根专栏】1945年12月21日，新加坡成立了第一个走宪制斗争道路的政党－－马来亚民主同盟。在二战后的政治形势下成立的民主同盟，是为我国独立自主作出贡献的进步政党；它是“一个人数少、声音很大、能量很大，在社会起一定作用”的政党（余2006：134）。

学者谢文庆对民主同盟成立大会的情况，作了颇为详尽的报道。他说，民主同盟是在新加坡成立的第一个政党，诞生于1945年12月21日，星期五晚上。

当天，新加坡北桥路（North Bridge Road）的“自由舞厅”齐集了500多人，参加民主同盟的成立大会。《海峡时报星期刊》简要地报道了这则新闻，就演讲者和出席大会者，这份报章这么报道：

“听众聆听了超过两小时的演讲。有九名演讲者，其中包括一名知名律师、两名共产党员、一名妇女及孙中山的一名朋友和国民党党员。他们都号召全力支持这个刚成立的民主同盟。在听众中，有30多名女性，三几个服役军人，还有一个和尚。”

参与者来自不同背景

这些人来自不同背景，报章?透露演讲者的姓名和身份；不过，举行成立大会的前几天，《海峡时报》已报道了会议议程和演讲者名单。演讲者是哪些人，已昭然若揭。

其中一名上台演讲者是马共驻新加坡代表伍天旺。另一名是妇女，叫李娇（Lee Kiu）。她是马共控制的“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成员，也是英国军事统治下成立的“新加坡咨询理事会”的马共代表。

国民党代表是陈祖南（Tan Chor Lam）。“新加坡马来人协会”代表是其主席阿都沙末，另一名咨询理事会成员是陈书然，后两人是民主同盟的筹委会成员。

民主同盟第一任秘书长林丰美发表演说，讲题是《马来亚的一个统一战线》。30名女性听众是全国妇联的会员。听众中出现“三个服役军人”，原来他们是刚到马来亚来服役的英军，但他们同情马来亚的反殖运动。报章上提到的知名律师，就是何亚廉，他是民主同盟筹委会主席。至于那位和尚，则不知是何方神圣。

在大会上，咨理会成员陈书然（右图）说，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并不能代表人民。他认为，咨理会成员不能代表任何人，因此呼吁成立一个马来亚的民主政权。何亚廉则承诺，要争取成立一个民主政府，如果有必要，民主同盟将向联合国提出上诉。

马共公开代表伍天旺也是咨理会成员，他赞成陈书然提出的要求，即争取成立民主政权；同时，他也呼吁大家加入民主同盟。会议结束前，他喊出的口号是：“马来亚民主万岁！”。

民主同盟的“八大纲领”

民主同盟成立大会过后，党负责人召开记者招待会。主席何亚廉欢迎同胞们参加民主同盟，强调党员不局限于受英文教育者。民主同盟提出了八点政治与社会改革纲领

民主同盟的成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写道：“马来亚民主同盟欢迎所有爱好自由民主的人民，和我们并肩作战，争取政治和社会正义。我们团结一致，为建立更美好的新马来亚，一同向前迈进。”

民主同盟的“八大纲领”是：

一、 争取自治的马来亚，并留在英共和联邦内。

二、 成立一个民选代表所组成的立法议会。

三、 不论什么种族，性别，宗教和财产，年龄达21岁的公民都有投票权。

四、 完全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

五、 进行教育改革，包括提供免费小学、中学和技能教育。

六、 实施社会保险计划，包括全国的免费医疗服务。

七、 改善人民生活水准。

八、 马来亚人就业机会一律平等，铲除肤色歧视。

民主同盟的“八大纲领”，和马共的“九大纲领”有相似之处；唯一的不同点是：民主同盟的政治目标是：“争取自治”，而马共的最终目标则是“建立一个马来亚苏维埃共和国”。（柏诗Purcell着：《马来亚的华人》第279页）

当时，英国军事情报局还无法肯定民主同盟和马共的关系，情报局只能报道说：马共肯定积极支持民主同盟，尽管民主同盟提出的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温和原则。

柏诗甚至在他的1945年12月1日至20日的日记中，呼吁英国军事统治政府（BMA）支持民主同盟，因为“民主同盟的宗旨和英帝国政策所阐明的目标，完全吻合。”

1946年第一次党员大会

民主同盟成立一个月后，就召开了第一次党员大会，那是在1946年1月20日。这次大会是为了选出第一届执委会，会议由何亚廉主持；大会一致通过，把筹备委员会全班人马，都选为第一届执委会成员。

在讨论章程内容时，一名党员建议，新加坡所有民主团体如新民主青年同盟等，应加入民主同盟。

大会决定，把入党年龄从21岁降低到18岁。有人建议，应成立自己的青年团，因为18岁以下的青年，受党章限制，不能参加民主同盟，不能成为党员。主席何亚廉答应考虑这个建议，但青年团后来并?成立，原因是新民主青年同盟可以代表这些青年。

在马来亚成立支部

党员大会召开过后不久，执委会就着手组织工作。何亚廉和林建才把精力集中在搞新加坡的组织工作。林丰美和约翰伊峇两人则北上马来半岛，宣扬党的目标和成立支部，他们随身带了民主同盟的《宣言》。

他们决定到北马展开活动，因为他们相信，全马（包括新加坡）应该通过民主程序选出中央政府；只要把马来亚当作自己的真正家园和效忠对象，全体公民都可参加选举。

林丰美北上在各地成立支部，强调“不论共产党还是保守分子”都可以成为民主同盟的执委，唯一的条件是必须真心诚意为建立一个民主自治政府而努力。他宣称：“我们的目的是组织一个民主统一战线，认为已了解和愿意以民主作为指导原则，为建立马来亚自治政府而斗争的人士，都可以参加。”

林丰美协助成立的支部包容了各路人马：有马共党员和马来国民党代表，也有英国军统（BMA）所成立的咨询理事会成员，还有妇女联合会、印度人和欧亚混种人协会，以及淡米尔文、中文、英文报章等组织的成员。

雪兰莪支部成立

在马来半岛成立民主同盟支部的过程中，马共和非共人士合作无间。雪兰莪民主同盟于1946年2月18日举行成立大会，由马共雪兰莪代表刘一帆主持开幕礼。

林丰美乘这个机会宣扬“统一战线”的合作精神，并抨击受英文教育者不敢挺身而出，加入民主同盟。他讥讽这些人士“一听到‘民主’，掉头就走；一听到‘马共’，就跑得飞般快”。

马共代表刘一帆

刘一帆代表马共衷心祝贺雪兰莪民主同盟的成立，他说：“马来亚民主同盟是为了在马来亚实现民主而斗争的组织。”

他接着举出“中国民主同盟”为例，指出马来亚民主同盟类似这个中国组织。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国内一个统一战线组织，由中国知识分子创建，目的是要把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结束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国民团结与和平。

刘一帆这番话的目的，就是希望民主同盟在马来亚扮演类似角色。他一再重复地说，民主同盟也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他说：

“在马来亚，有许多民族在殖民体系下共同生活。因此，成立一个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极其重要。民主同盟在这个时刻成立和发展，是符合历史需要的，因为它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意志。所有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人士，不论来自哪一个民族或信仰，都应该热心参与，肩负起一些责任。”（见吉隆坡1946年2月9日《马来亚论坛》）

霹雳州欢迎会

1946年2月26日，马共霹雳州委举办欢迎会；在欢迎会上，林丰美“礼尚往来”，赞扬马共的纲领。有几个团体受邀派代表出席欢迎会。

马共霹雳州代表应敏钦对马共的《九大纲领》作了一番阐述，并呼吁马来亚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成立自治政府而努力。

林丰美则宣布支持马共的纲领，他认为马共的《九大纲领》表达了人民的心声。过后，他和其他团体代表联名给马共总书记写了一封信，表示支持《九大纲领》。这么做是为了贯彻统一战线的精神。

容纳各方人士

民主同盟更进一步在各州成立分部筹委会，筹委会容纳了共产党员和非共人士。

新加坡民主同盟总部的中央委员会，有刘一帆作为马共代表。民主同盟在槟城筹委会中，有马共属下组织的几个负责人，如：泛马工友联合会（PMFTU）的刘英强（Lau Eng Keong）、新民主青年同盟的何女士、妇女联合会的李芝蔷（Lee Chee Cheong）及马共党员杨志琼（Yeoh Tee Cheong）。

在霹雳州则有应敏钦，还有一名马来国民党代表。同样地，在柔佛、雪兰莪、和彭亨各州的民主同盟分部，都有马共代表。雪兰莪的筹委会主席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支队司令。

1946年至1947年，活跃于霹雳州职工会的马共代表巴兰（R. Balan），曾参与霹雳州民主同盟的筹备工作。他说，二战结束前，马共就已决定参与非共产党组织的活动；马共指示党员以普通人的身份加入这些组织，报章则常把所熟悉的马共党员，称为马共代表。

第一届民主同盟执委会（1946）

民主同盟第一届执委会中，左翼分子占少数。右派和中间派人数比左翼分子多。当时，只有四名左翼分子，即：伍天旺、林丰美、林建才、约翰伊峇。其他六名执委，其中包括两名温和派，即何亚廉和哈新米。达喜（Hashimy Tahir）。剩下的四名是保守的右派分子，即：阿都。沙末、周炳炎、ER郭、陈书然。

后来，四名保守的右派分子全部退党，原因是他们不满马共党员的存在。为了填补空缺，约翰伊峇阿填补阿都沙末的副主席空缺。执委会委任两人，即左倾的PV沙马和温和派的D.E.锡冬（Siddons）为执委。

第二届民主同盟执委会（1947）

民主同盟第二届执委中，左翼人士仍占少数，只有六人：余柱业、约翰伊峇、林建才、PV沙马、JKM陈、叶天峰。

温和派有四人：何亚廉、杨玉麟、锡冬、萧清风。右派则有五人：周纳炎、赛阿里曼梭、邱庭英（Khoo Teng Eng）、黄淑妹（Huang Su Mei）、翁姑阿都拉乌马。

在第二届执委会的选举中，何亚廉和约翰伊峇连任主席和副主席职。林丰美?参选，因为他已决定到英伦修读法律课程。温和派的杨玊麟（在1950年代，加入人民行动党）被选为财政，林建才则成了组织主任。

到了1947年执委会任期将届满时，又加了四名左翼人士。迪古鲁斯、郭鹤龄、丹姆、和乌斯曼支那，被委为执委。这意味着，在这个时候，左翼势力增强了。

第三届民主同盟执委会（1948）

第三届执委会，是民主同盟解散前的最后一届执委会，左翼人士第一次在执委会中占多数，共有八人，即：余柱业、约瑟陈、PV沙马、迪古鲁斯、叶天峰、奥斯曼支那、郭鹤龄、丹姆。

温和派只有七人：何亚廉、锡冬、周加松（Chew Kia Song）、马廉（SS Manyam）、PN梁（PNNeo）、萧清风（Seow Cheng Fong）。这时，右派人士早已退党，消失得无影无踪。

何亚廉和余柱业连任主席和秘书长职，副主席一职悬空，因为原本当副主席的约翰伊峇恰巧在澳洲渡假，没出席会议。会议议决，由执委会填补副主席和其他执委的空缺。

可以看出，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受英文教育者所组成的一个政党，最初容纳了各派系的政治人物。党领导层中，虽然左翼分子不占多数，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有很大 的影响力。后来，右派分子因政见不同而退党，民主同盟则成了左翼人士和温和派的联盟，他们为争取成立自治政府而继续努力工作。


注：以上立场，不代表本人立场。